怎樣理解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的解釋 2019-09-03 15:54

  “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是當代思想界討論最多的議題之一,但在相當多的論者那里,已經脫離了其創立者馬克思、恩格斯,也脫離了其闡釋載體,那些蘊涵深邃但非常散亂的文本,獨立成為可以隨意摻雜、剔除任何內容的“大口袋”,或者成為一種抽象而簡單的認識方法和理論教條。鑒于此,回到馬克思的文本中追溯其特殊語境下的具體闡發和論證,是比純粹原理性的討論更為“鮮活”的思想史佐證、評判依據和發展基??;而且,在對文本細節的甄別中也可發現“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主線、思考重點、擅長領域和詮釋界域。

  眾所周知,《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費爾巴哈》章是馬克思、恩格斯闡述其唯物史觀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與青年黑格爾派把握社會和歷史的方式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會既不是充滿神秘色彩無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虛構的王國。“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

  社會的情況是這樣,那么由不同形態的社會更替而構成的歷史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歷史也是可以確證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過程、有結局的,可以為后來者所把握的。對歷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構成要素是:“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與其他自然的關系”。這里既包括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們生存所依賴的各種自然條件,諸如地質條件、山岳水文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

  不僅闡明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要點,馬克思、恩格斯還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證。“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就是他們最重要的論據之一。他們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史料,悉心勾勒出由城鄉分離→行會制度的建立→商人作為一特殊階層的出現→工場手工業的產生→人口跨國度的遷徙和“流浪”→“商業和工場手工業集中于一個國家的現象”→大工業的發展與壟斷等各個環節次第過渡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物質需求、物質生產、物質交往和勞動分工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構成了根本的推動力量,這就使歷史本身的運動呈現出一種線形發展、向上發展和自在發展的軌跡,表現為一種不為觀念、精神所把握、引導乃至操控的必然性,使我們對人類社會的理解和解釋某種程度上具備了類似于自然界變遷、運動般的確定性、規律性。正是基于這一點,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發現”之一就是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在這里,“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主線、思考傾向非常明確;紛繁復雜的歷史線索曾經被花樣翻新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所遮蔽,或者被形形色色的主體性哲學家解釋為“上帝”創設、“絕對理念”顯現和“自我意識”超越,而在馬克思、恩格斯這里都被排除了,據此,世界思想史、哲學史上一條獨特的致思取向和解釋方式被確立起來。

  現在的問題是,“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能不能反過來被視為一種抽象的社會認識方法乃至理論原則呢?或者說,它對歷史的解釋,其思考重點、擅長領域誠然是非常獨特的,但這種解釋有沒有界域和邊際?提出這樣的問題,絕不是要質疑其科學價值,更不是動搖其歷史地位,而是鑒于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歷史變遷的復雜性和人自身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從更廣闊的視域、更多樣的思路和更深的層次上綜合觀察人類的思維方式,進而比較鑒別,以便能博采眾長、傳承創新。而對上述問題的討論還需回到前文所論述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過程和環節之中。

  一是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勾勒出一條受物質生產支配的歷史發展之徑,而就真實的歷史而言,這里有沒有遺漏?比如說,在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歐洲社會歷史發展中,宗教改革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和環節,在那些很少和風細雨、潛移默化而更多的是充滿激烈、殘酷、血腥和曲折的斗爭中,宗教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我們知道,宗教所關乎的主要是精神觀念和信仰問題,其距離物質需求和生產不能說沒有關系,但實際上很遠或者不很直接。即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過的人口跨國度的遷徙和“流浪時期”,迫于生計和貿易緣由的其實較之基于精神信仰的要少。這至少說明,《德意志意識形態》提供了解釋歷史發展至為重要的線索,但這種線索的涵攝范圍和詮釋內容仍有補充的空間和余地。

  二是當社會的結構要素、發展動力和具體機制被明確地揭示出來,從而歷史發展的規律被發現的情形下,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該如何體現?馬克思、恩格斯到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較其以前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等文本,他們關于社會歷史的現實前提及運動、“原初的歷史關系”的因素和意識發展的階段、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社會結構理論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比較固定而成熟的看法,并做了相對完整而系統的表述。這是他們解決曾經一直困擾他們、使他們“感到苦惱”的“社會之謎”和“歷史之謎”的最重要的階段性成果。自認為找到了復雜的社會構成因素及其相互關系,并把它們揭示、概括出來,并且以為掌握了這些關系和原理,就把握了社會、歷史的規律,這確實使社會、歷史變得可理解了,不再是糾纏百結的亂麻或者變幻莫測的云團了;但這里也潛伏著一種可能或者危險,就是這種意義上的社會、歷史會脫離具體的個人而成為與自然一樣的存在,不管個人有怎樣的主體性,社會、歷史都走著自己的路,向著既定的目標邁進,人的主體性至多只體現在促進、阻礙或延緩這一進程,而永遠不會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我們看到,上述觀念和思路在以后確實變為了現實,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中,不在少數的人曾經信奉,社會發展的規律已經被馬克思主義揭示出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把握這一規律,按照這一規律辦事,那么主義就會到來。現在想一想,在社會主義實踐中這種對社會歷史的理解是更深邃了還是十分膚淺呢?

  所幸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沒有把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向簡單化、極端化的方向推進。近的說,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未謄清稿”中,他們以零散的思考再度檢視了自己所做出的判斷和論述的完善性和可靠性,范圍涉及諸如:何以是必要的、從個體孤立到群體聯合的進程、個人隸屬于階級意味著什么、個性為什么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顯現和發展、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與更替、戰爭為什么在過去能成為一種通常的交往形式、私有制與勞動的關系、自主活動及其實現的條件、市民社會再界定、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自然科學與歷史的關系以及為什么思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等等。

  再往后看,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對社會、歷史、人自身的深入理解,還是對“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的進一步建構,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絕沒有到《德意志意識形態》時為止就終結了。甚至毋寧說,在其之后漫長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活動中,通過對資本本質及其邏輯的批判和經濟學研究,他們的思想又躍遷到更高的層次和階段,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此有比《德意志意識形態》更有深度、更全面、更完整的闡釋和論述。

  《資本論》從對當時市場上隨處可見、大量堆積的“商品”的探討開始,研究了它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等各種過程和形式,揭示了資本運作的內在機制、邏輯及其本質,描繪了不同階層的人懸殊的生活境況和歷史命運,再現了各種社會現象之間更為復雜的內在聯系,從而透視出社會生活發展、變化的原因、途徑、趨向。這些都深化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社會、歷史的看法,大大超越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認識和見解。

  更為重要的是,《資本論》對人類社會形態演變的劃分不是一種尺度、一個標準,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的,諸如“人的依賴性”的社會→“物的依賴性”的社會→“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商品經濟、原始公有制→私有制→主義公有制、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野蠻社會→文明社會、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級的所有制,等等。這是不是對“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思維主線、思考傾向的改變呢?不是,而是從更深的內涵和更廣的視野對其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生前早就對將其理論和方法做簡單化、極端化理解的傾向保持警覺并做過批判。1877年,他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譴責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認為“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接著就舉了《資本論》中的幾處論述來詳加分析。這些文獻及其思想對于我們理解和思考“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發展彌足珍貴。